2013年第33卷第9期 访谈实录  
 
 
深刻理解生态文明 有效推进生态建设——访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
张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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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人物: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等。兼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正确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作为长期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学者,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有价值定位、有战略目标、有行动领域、有制度保障的建设体系,富有新意和系统性,但是当前很多人对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解和阐述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为此,本刊专访了诸大建所长,系统地梳理了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思想观念,以期为进一步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一:两种不同的生态文明观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探索实践已成为一项重大课题,当下公众对生态文明有着怎样的理解?
  诸大建:虽然生态文明在强调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上,其指导意义对于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基于不同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又有自己的背景、内涵与任务。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子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区分这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的“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模式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了。

关键词二:“深浅” 两种绿色思想的差异
  记者:这两种不同的生态文明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什么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
  诸大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背后实际上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差异。我认为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浅绿色思想与深绿色思想在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一是在驱动机制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反思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二是在问题状态上,浅绿色的反思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反思则要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三是在对策反应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的控制对策上;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与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概而言之,浅绿色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深绿色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因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中,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如果我们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

关键词三:两个重要的脱钩
  记者:您认为实现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诸大建:如果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意义的定义,那么我认为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态足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会福利可以用客观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表示,包括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等,或者主观指标如世界幸福网络测定的各个国家的主观满意指数等表示。进一步地说,与工业文明的增长范式受到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两个约束相对照,实现生态文明要求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二是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这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在后者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用日益增加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类的福利带来持续的增长。

关键词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异
  记者:根据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建设生态文明?
  诸大建:虽然我上面所说的有关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定义以及两个脱钩是有普适性的,但对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却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这样的解释虽然适合于把握世界发展的总趋势,适合于理解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但用来套用我国这样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未免就简单化了。
  我们首先需要区别两种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一种是后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文明,其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化改造;另一种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以当前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不超过1.8地球公顷的人均地球生态容量为自然消耗的允许门槛,以人类发展水平超过0.8为实现发展的基本尺度,那么当前世界上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例如美国1975—2010年间在增加人类发展指数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从人均7公顷增加到了10公顷左右。第二类是低人类发展与低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属于这种类型。当前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还不到0.8,人均生态足迹是1.6地球公顷左右。第三类是低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高的生态足迹但没有换来高的人类发展。而倡导生态文明,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走上低生态足迹和高人类发展的发展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水平。
  实际上,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因此实质是新型工业文明的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划清两种思想认识的界限。一方面,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早了的观点,我们强调中国要搞的工业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不是过早了。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无法回应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士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必要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指责,例如当前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责任的批评就是如此。概而言之,我国未来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中国特色的生态化的工业文明道路来。相对于国外有人把发达国家的绿色转型称为B模式,我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称为C模式。

关键词五:生态文明需要刚性的体制约束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一直强调效率和总量,强调GDP的增加,您认为这种发展观念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何影响?
  诸大建: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确实形成了以GDP为主的量化考核目标,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机制,也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先。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向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型,不仅要通过教育和学习,更需要严厉的制度保障。我和很多地方官员有过接触,我们的领导干部都非常聪明,有文化,他们也深知生态和发展的关系,但如果考核机制不变,他们就没法重视生态发展,没法把“五位一体”布局落到实处。所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关键还是要形成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把民生的要求变为体制性的刚性东西。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没有主动解决工业文明问题的积极性,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做大GDP上,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做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与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理论形态用较长的时间慢慢演进不同,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特别需要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虽然在物质层面上我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的。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固化到我们的制度体系中去,特别是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对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的物质层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了生态文明中建设行动要与制度安排相匹配,后者为前者提供保障和激励。报告在总体目标部分和生态文明建设专章,均强调了“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因为有制度而无建设,或有建设而无制度,都无法保证生态文明的真正落实,而过去中国在生态文明发展上,总难以做到制度与建设相匹配。报告提出的有关生态文明的制度,包括综合发展评估指标、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制度、资源价格和税收政策、环境损害赔偿政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等,体现了政府规制、市场手段、公众参与的三管齐下,有利于从政策激励和约束上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生态文明新格局。

关键词六:按照各地实际搞好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目前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处理不同地区的发展和生态关系时是否应有所不同?
  诸大建:当前我国各个地方的发展情况确实不一样。对于中西部的城市来说,你现在去讨论生态文明建设,肯定有阻力,因为这些地区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脱离贫困。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并不冲突。中央也已经从国家层面划定了优先开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这表明决策层在处理发展和生态关系时,思维比较活,能从实际出发。
  另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是生态优化功能区,应着重强调生态发展和绿色转型。比如这两年上海的GDP增速在全国排名靠后,很多中西部城市都超过了上海。这个现象放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上海有没有压力和想法?肯定有。但是他们更明白生态发展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上海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也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门槛,跨过之后你需要对发展模式进行取舍,不能再依赖过去的粗放模式,而是要转型发展,这一点上海在全国做出了表率。例如,上海早在2001年就启动了PM2.5的试点监测工作,重视较早,现在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测网络,全面发布了包括PM2.5等六个指标的新的空气质量指数。除了即时监控外,上海近年来也启动了实质性的举措,控制PM2.5的排放。而上海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更是从产业提升、城市转型的源头上,保证了打好治理PM2.5这个重大战役。
  当然,从生态文明的更高要求看上海治理PM2.5污染,无论是在经济过程的源头预防还是对PM2.5的排放治理,仍然有许多接合部的问题需要改进,有一些管理上的漏洞需要弥补,再加上PM2.5是一个区域特征污染物,尽管上海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治空气污染,但周边区域的空气污染扩散抵消了上述措施的效果,因此需要确立常态性的区域合作联防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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